从《金瓶梅》看明代城市物质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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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瓶梅》看明代城市物质文化的发展
陈静宇 张明阁
[摘要]:《金瓶梅》是一部反映市井风情的现实主义巨著,它取材于宋代徽宗当政时期,实际反映的是明朝嘉靖年间古大运河山东境内的故事。由于小说的叙事情节、人物形象都是在城市中展开,故作品蕴含了多维度的空间存在形态,是整个社会演进的缩影。其中有关城市物质文化的书写,值得我们深层次探讨。本文试图通过对若干相关元素的解构,完成对《金瓶梅》晚明城市物质文化书写有机共生的认知。
[关键词]:《金瓶梅》 城市文化 物质文化
《金瓶梅》是一部反映市井风情的现实主义巨著,它取材于宋代徽宗当政时期,实际反映的是明朝嘉靖年间古大运河山东境内的故事。由于小说的叙事情节、人物形象都是在城市中展开,故作品蕴含了多维度的空间存在形态,是整个社会演进的缩影。其中有关城市物质文化的书写,值得我们深层次探讨。物质文化是为满足人们的生活、生存需要,创造物质资料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也是对城市文化风貌最生动、最直观、最基本的呈现。商业的发展直接推动了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至正德时期(1505—1521年),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如嘉靖4年,王阳明为弃儒经商的方麟写的《节庵方公墓表》中说道:“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这标志此时明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转变,不再像以前一样“士第一,农第二,工第三,商最末”,而是打破传统观念,至此中国封建社会传统 “重农抑商”、“重本抑末” 的思想发生了根本动摇。“工商皆本论”逐渐成为明末经济思想的主流,王艮从万物一体的原则出发,承认人我平等,承认百姓日用是道,王学走向末流之后,代之而起的是蔚为风气“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以及实学家们提出的崭新的“义利”观,由“重义轻利”转向“义利双行”乃至“重利轻义”。与此同时,各种以家庭作坊为主体的手工业日益兴盛,分工精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激发出最为丰富的小说叙事。
(一)传统等级制度的僭越
封建社会是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历代统治者不遗俱细地区分尊卑贵贱,严格规定各阶层人衣食住行的等级标准。洪武十三年颁布的《明律》专设了服饰违式条例:违章者庶民答五十,当官的杖一百。庶民即使腰缠万贯,也不得享用不该享用的生活消费品;达官贵人也要恪守名分,不能违制。明朝中后期,金钱的地位和效用日益突出,财大气粗的商贾、骄奢淫逸的官绅,游手好闲的仕贵,他们都在挑战传统礼制,打破严格的统治秩序。成化、弘治年间,社会风俗还是人尚俭约的淳朴,士大夫注重节俭和品行“安贫乐道”、“重义轻利”。可谓:“天下以淳朴为教”,下化所及,士人无靡业,社会上亦无赝儒。(王维桢:《王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二,《赠督学李大夫序》)自正德之后,尤其到明末,便开始人心不古,“淳漓朴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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