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禁忌语中传统文化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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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对语言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礼治”中森严的等级观念一直延续了几千年，早在周代，就将人分为十等：“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供神也。古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礼”更是作为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工具，“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荀子新注·王制》）”。我们可以看到，森严的等级观念对社会生活的渗透是无孔不入，牢牢地制约着人们的思想意识，使人们无论是语言还是行动，都不敢跨越等级的雷池一步。人活着的时候被深深地打上了等级的烙印，死后也必然会纳入尊卑等级的框架内，因此，顺应这样的等级观念而产生的“死亡”禁忌语，是最能体现等级制度的森严性。

语言的顺应性提示人们通过商讨性语言选择能够实现交际意图，可以说，没有变异性和商讨性，就没有顺应性。根据顺应理论，言语交际过程是一个语言选择的过程，选择的过程实质就是顺应的过程，交际者需要顺应语境因素。语境顺应包括与话语相互顺应的一切因素或影响话语处理的一切因素，包括语言现实、社会现实、心理动机和文化习俗。那么作为根植于传统文化中的汉语死亡禁忌语，是如何顺应传统文化而产生和发展的呢？

中庸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主流的社会意识。儒家经典著作《中庸》中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从这段话的意思是，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叫做“中”；表现出来以后符合节度，叫做“和 ”；“中”，是人人都有的本性；“和”，是大家遵循的原则；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便各在其位了，万物便生长繁育了。中国人深受中庸和谐思想的影响，在为人处世和人际交往中，处事恰如其分，既不“过”，又不能“不及”。采取不偏不倚、公正和谐的态度，对人平和温良、忍让宽容，对已则谦虚谨慎、克制感情。顺应中庸和谐的思想意识，人们在人际交际中就会遵循其要求，形成中国人特有的委婉含蓄、迂回曲折的表达方式，不直言“死亡”，而产生了与其相应的大量的禁忌语，表达了对死者的尊敬、赞颂、怀念和同情等感情。如“逝世、安息、长眠、寿终、故去、去世、归土、入土为安、寿终正寝、老了、凋逝、香消玉陨、离尘、弃背、弃养、谢世、永别”等等。

《礼记·曲礼》：“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死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崩”原意为山裂，“天子死曰崩”中说天子之死影响重大，犹如大山崩塌。《谷梁传·隐公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同样，“晏驾”、“弃天下”、“天崩地坼”等禁忌语也都极力渲染帝王之死的重大影响，极力地表现出至高无上的帝王的“尊”。诸侯的死也是相当大的事，就像房子坍塌时发出的令人震惊的轰响，称“薨”。在《新唐书·百官志》中记载：“凡丧，二品以上称薨，五品以上称卒，自六品达于庶人称死”。从以上记载和例子可看出，帝王和显贵的死亡都有特殊的禁忌语，而六品以下的小官和庶人的死是无所谓的事，可见古时候人们对“死”的别称大多都联系上其在社会上的特殊定位，是中国封建文化的等级制度的产物。

道教是我国自己的宗教，来源于黄帝、老庄的思想和神仙方术。道家的生死观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最终形成了中国土生土长又源远流长的宗教形式----道教。道教的终极目标是“得道成仙”。庄子在《知北游》中说：“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庄子的生死观很散淡、超越，也很洒脱，这种思想对后世道教的影响很大，因而，顺应这样的思想，就产生了“气散、迁化、遁化、隐化、化去、物化、迁形、物故”等死亡禁忌语。另一方面，道教的终极目标是“得道成仙”。后世的道教徒非常重视炼丹、养气、异引术，希望并幻想肉体通过修炼可以长生不老，成仙飞升，因而又产生“羽化、蝉蜕、登仙、升仙、升天、上天、恒化、仙游、仙去、驾鹤西去、驾鹤西游“等禁忌语。